第十四世·丹增嘉措，１９３５年７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１９３８年拉木登珠被原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１９４０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开始亲政，年仅１６岁即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１０月２４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１９５４年秋，作为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会副委员长。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此时的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并未珍惜政府给他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感情。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下旬，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２５００周年佛教，尔后在印滞留近三个月，处于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下。由此，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受主义分子的摆布。

　　１９５７年以后，与上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出逃印度。

　　海外后的３０多年来，依靠西方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其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卫士”桂冠。但正是这位昔日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丢弃历辈爱国的传统，践踏宗教教义，愚弄善男信女们的宗教感情，在外组织非法政府，鼓吹“西立”，从事祖国活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在背离祖国和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海外后，十四世·丹增嘉措。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救星的样子，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成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甚至还说：“只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为藏人的利益竭尽全力!”真的是这样吗?藏族有句谚语：“口说是水泡，实做是黄金。”意思是说：口里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还得看实际行动如何。笔者想举出３０多年来的一些事情，让世人看看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到底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３月１７日夜里，本人匆忙出逃，２６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迫不急待地宣布：“西立了”。４月１８日，他通过喜马拉雅山口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向聚集此地的各国记者散发了《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立”。４月２５日，主义分子头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开会议，筹组“政府”。

　　公开搞叛乱、搞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想在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当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挑唆也有密切的关系。

　　统治下的旧，本来是世界上最没有的地方，可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位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所谓的“卫士”，在各种场合感情激动地攻击中国政府违背，或者控诉当代如何如何不讲。现在世界上有些事情也比较怪，怪得我们都难以理解，所代表的封建农奴制度，本来是极残酷极野蛮的，早已被人类历史所唾弃的，这几年也有经验了，他总觉得自己是，不管自己说什么，西方人就相信什么。于是突发奇想，把封建农奴制度说成一朵花，说成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制度，如同西天的极乐世界。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居然这样讲：“过去，我们雪域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

　　的封建农奴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拉萨西北５０公里处的堆龙德庆县色新村，改革前是十四世家的庄园。村里的老人们，至今没有忘记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当时庄园里２０户差巴(农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劳力自带工具、口粮到庄园的土地上无偿地服劳役。家的溪堆（庄园管事）来本（监工），提着皮鞭、棍棒，监督他们劳动，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农忙季节达到２０个小时左右。农奴们稍稍迟到或者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婴儿，都会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交加，全庄园农奴除一个水磨管理人外，无一幸免。农奴们把家统治的色新庄园比作人间地狱，经常对天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于缺吃少穿，劳动繁重，鞭打和简直是家常便饭，农奴们忍无可忍，只有逃跑。１９５０年秋天，１８个农奴和奴隶集体逃跑了，家通过地方政府进行通缉，逃跑者在雅鲁藏布江边被逮住，庄园管事把他们用牛毛绳，用皮鞭和棍棒抽打着把他们押回庄园，然后绑在柳树上，每人先打了１００棒，又用铁镣铐住双脚，关进私设的牢房，进行鞭打和拷问。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庄园里劳动力不够，还强迫他们带着脚镣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们回忆说，家管理色新庄园的１０年间，被打伤致残的有１１人，重伤致死的５人。这不是神线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年逃跑而被抓回的农奴还有好几位活着，他们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疤，他们决不会认为，农奴制度是人道主义的乐园。是改革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真正有了人身自由，也才真正的富裕了起来。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一切财富、权力归农奴主，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连做人的起码权力也没有。他们世世代代为贵族、寺院、官府支付无穷无尽的乌拉差役，承负着人类罕见的沉重劳动，却过着人类罕有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领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买卖、赠送、鞭打甚至残杀农奴和奴隶。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９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生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霍乱等流行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儿童死亡率高过６０％，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３５岁。这个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凡有良知的人耳闻目睹之后无不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它和欧州以及俄罗斯中世纪黑暗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农奴制度早已经废除几百年了，它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成了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

　　考虑到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情况，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签定的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１９５６年４月，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鉴于邻近几省藏区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到，各地群众纷纷提出改革的请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表示愿意在他的属区进行试点。当时确有改革试点的打算，中央在充分听取了的意见之后，决定改革推迟进行，改革试点也停止，在贵族上层官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谈改革。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８日，主席亲自复信，说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接着周恩来总理三次与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思，6年内不搞改革，６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决定。但是，和一些农奴主，还是发动了全面的公开的武装叛乱，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推迟改革，而是永远不改，永远在保持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

　　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撕毁了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一度因为反对而一再推迟的改革，理所当然地在各地开展了起来。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了自身主人。到１９６０底，８７万人口的农业区基本上完成了改革，２０万户农民领到了土地所有证。经过改革，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农奴和奴隶分得了土地、牲畜和生产资料，家奴安了家，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熊熊的烈火焚烧高利贷债券的时候；当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畜的时候；当他们领到土地证的时候，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有的人捧着土地证热泪长流，有的人在新分的土地上打滚，有的人抱着牲畜亲吻，那真是高原民族最为盛大最为感人的节日。

　　１９６０年的春天，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和青稞，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施肥和中耕，秋天获得了丰收。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０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２０５９３４吨，比谁种谁收的１９５９年又增长了１２％。接着城乡进行普选，过去农奴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村长、乡长、县长都是老百姓自己选。农奴们不会写字，便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木碗，大家往里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当选。据１９６５年７月统计，全１３５９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５６７个乡、镇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５４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自治区正式成立，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标志着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

　　在是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好，还是进行改革好？是让老百姓当牛作马好，还是当家作主好？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土地的人有了土地，没有房子的人有了房子，没有牛羊的人有了牛羊，这是藏族人民祖祖辈辈盼望已久的好事情。一直标榜“为了藏人的幸福而奋斗”的，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疾苦，对他们慈悲为怀，对这样造福人民的好事，理应举手赞成。但是，他的态度并非如此。他很不喜欢的改革，也很不高兴老百姓翻身解放，他在国外天天说老百姓分田分地坏极了、糟透了。还偷偷地派人潜入各地搞破坏，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散布谣言，破坏改革。他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四水六岗卫教军，重新组织起来，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进行训练，分期分批运送到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地区，从这里出发搞回窜，抢老百姓的牛羊，弄得西部好几个县很不安宁，中尼边境贸易也受影响。尼泊尔国王很是气愤，派军队去围剿，卫教军没有办法，有的投降，有的被消灭了。

　　雅鲁藏布江曲曲弯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从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给整个中国带来了灾难，地处世界屋脊的也未能幸免。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国党清除了人人痛恨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为代表的中国执行改革开放、富国富民的路线，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央举行了第一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坚决实行休养生息，减轻群众负担，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于发展农牧业以及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方面；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科学文化事业;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等急需办好的六件大事，也是六件好事。

　　在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毫不含糊地得到落实；农牧民负担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减轻，农村牧区很快地出现了让人高兴的新气象。的形势很令人欢欣鼓舞，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牧区还是边地，人们心情舒畅，到处气氛活跃，振奋人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大家对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上层人士重新参政议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９年里，先后有１７００多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当选为全国和各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担任职务，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士被聘请到学校、医院、新闻出版、文物考古、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部门，从事教学、医疗、编辑、科研工作，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当上了教授、研究员、编审，有的还被国家和自治区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

　　改革时规定对未叛领主和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文化大期间一度停止，现在重新补发，总共给２３００位上层人士补发赎买金７７０多万元。１９５９年参加叛乱还在押的人员，全部宽大释放，摘掉叛乱帽子，给予公民权。对在农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划为富农、富牧的户，一律改正；在城镇被划为资本家的，一律恢复原来的成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实践中，原来的上层人士得到了深刻的教育，走上了爱国进步的道路，有的还成为各级、政协的成员。

　　世世代代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民，如今又重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拨出数以亿计的巨款，维修佛教寺庙和宗教场所，八角街转经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各教派寺庙香火旺盛。僧人和尼姑习经修法礼拜，各种法事活动恢复，向广大信教群众开放。现在共有寺庙、神殿、静修院１７８７座，几乎每个乡平均有一座；在寺僧尼４６０００人，按现有人口２００万计算，几乎每４０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出家修行。在各行各业都很发展的现代社会，僧尼的比例确实是很高的，无论是寺庙还是僧尼，都完全能够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需要。各级佛教协会重新开展工作，宗教上层人士得到妥善安排，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宗教节日逐步恢复，例如拉萨大昭寺的传召会、日喀则的西莫青波节、江孜达玛节、甘丹寺展佛节、哲蚌寺的雪顿节、色拉寺的金刚橛节、热振寺、桑耶寺、楚布寺、萨迦寺、直贡寺的神舞节等等都已恢复。马年转岗底斯山，羊年转纳木措湖，猴年转德中宝山等，规模盛大隆重热烈。拉萨和日喀则等地重新建立了印经院，民间印经更是非常普遍，信教群众节日挂幡，早晚煨桑，围绕圣地转经，进寺庙朝佛，吉祥时日请念经，人死后悼念七七四十九天，这些都已成为人日常宗教生活的组成部分。

　　国家非常重视的传统文化，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抢救、保护和发展，应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了传统文化又一个春天。藏语文得到了普遍使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规定会议文件、政府公文、门牌号码，甚至拍发电报，都得使用藏语文。藏文报纸、杂志、藏语广播、电视，大家天天看，天天听。藏文书籍大量出版，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但出版了大量当代人写的藏文书和藏文教科书，古代的秘本、孤本，经过专家整理，重新得以问世，这在过去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藏医藏药声誉一天比一天高，传统藏戏各地都在演，牧区的“果朝”、农区的“果谐”、康区的“锅庄”、“ 弦子”、前藏和后藏的“堆谐”和“朗玛”等传统舞蹈，无论在节日，还是平时都跳得热闹，已成为歌舞之乡、欢乐之乡。丰富多彩的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说唱，特别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重新在进行演唱和讲述，并且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和保存。的专业和民间艺术家走遍了世界，唱歌，跳舞，把雪域传统艺术带给世界人民，外国人看了赞不绝口，他们说：“不是说文化都消灭了吗? 这话不对吧，毫无疑义在保存了全世界最美好的艺术。”

　　从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祖国和人民又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海外的藏族同胞，对他们采取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定居、探亲访友或者参观访问。对于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一个一个的调查了解，落实政策，经济上该退赔的坚决退赔，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照顾。这些好消息传到印度、尼泊尔，传到欧洲藏人居住区，流落海外的藏人非常高兴！２０多年来他们生活在他乡异域，做梦都在想回去看看家乡，看看亲人，现在这种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了。国内外藏胞互相寻找、互相联络、互相探访一时形成热潮，在中尼边境的友谊桥头，出国和回国的藏胞你来我往，情形很令人感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自治区和所辖的藏区州县，先后成立了国外藏胞接待站，凡是归国藏胞一律热情接待，保证来去自由。并在交通食宿方面提供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７９年以来，回和藏区探亲访友的藏胞超过２００００人次，定居的藏胞也达２０００人之多。

　　那些年，在国际上遇到了许多困难。７０年代初期，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基辛格、尼克松一个接着一个访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１９７２年美国部分停止了对集团的、经济、军事援助；１９７４年，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又在尼泊尔遭到惨败。国外２０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他的“政府”。在这种处境孤立的情况下，他降低了“西立”的调门，变换祖国的手法，假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请求中央同意他派人到北京汇报情况和进参观访问，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先生说得很明确：“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先后派了五批人到参观访问，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地政府和人民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同胞，给予热情周到的接待。请他们到各处参观，既让他们看好的，也让他们看差的，有什么看什么。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善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并不是“参观访问”，而是来“刺探情报”；并不是来看望乡亲，而是来挑起民族纠纷，离间汉藏关系，煽动宗教狂热。例如由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第二批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聚会，鼓动“康巴、安多、前藏、后藏人团结一致，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西立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记在心上”，煽动与会群众搞，一时闹得拉萨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拉萨干部群众非常气愤，自治区政府忍无可忍，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们提前离开拉萨。中央采纳了各地藏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决定暂时中止派人回国“参观访问”。看派参观团不行了，又提出国外回国探亲，看望原来的寺庙和僧人。一个回来，带着经师、管家、亲眷和侍从一大群，他们在原籍或原寺，居住少则数月，多则上年。有的受派遣，带有特殊使命，对当地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同时通过讲经说法，剃度僧众，认定转世，影响一方群众。说过：“认定一个，就能掌握一个寺庙；掌握一个寺庙，就能控制一个地方”。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这一段时期，还耍了很多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作为一个佛，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在佛教的戒律里，就有不妄语，不两舌的戒言。他一边说：“只要家乡幸福，谁当国王都一样，我没有意见。”“如果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立的主张。”一边又说：“我们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得到暂时的改善和能够转经磕头就行了呢？那是绝对不行的!”“不管汉人的态度软硬如何，广大人民始终团结一心，为自己民族权利而斗争，这是了不起的事。”（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０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他一方面说：“如果北京邀请我访问拉萨和部分地区，我将乐意接受；如果我耳闻目睹人民在中国统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弃西立的要求。”（１９７８年５月对《旁观者报》记者的谈话）“如果能解决问题，我准备去中国；同中方进行协商，也许明年就成行。”(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０日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身边的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回藏的根本目的：“此行将是人民历史上的转折关头，是的一场地震。正如罗马教皇两次访问故国波兰，极大地振奋了千百万波兰和世界天主一样，访藏将重振人民的士气，唤起他们的热情并掀起佛教热潮。”“有人说我们应该继续等待，直到发生某种变革。奇迹有可能发生，但我们还要等待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心里的声音。

　　中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在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实意地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真心实意地发展经济和提高藏人生活，也真心实意地欢迎广大海外的藏胞回来，共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而却把中央政府的仁慈宽厚之举，当成“有机可乘”；利用来去自由的政策，暗中派人进来搞破坏，影响社会的安定，破坏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阻挠人民生活的改善。究竟是中央政府关心的老百姓？还是关心老百姓？究竟是中央政府的做法对有利，还是的做法对有利？凡是经历了当时这一历史阶段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１９８４年春天，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充分重视的特殊性，极其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尽快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尽快改善地区的面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九省市帮助建设４３项中小型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发展经济、改善藏人生活迫切需要的，例如电站、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市政设施、宾馆饭店等等。工程１９８４年全面启动，２万多名内地工程技术人员进藏施工，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上很努力地干活，有的人为了建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１９８５年８月，大部分工程如期完工，钥匙交到了的使用单位手里，他们还手把手地把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传给藏族同行。正是在这几年，拉萨建设迅速发展，古老的城市开始现代化起来了。全城新修柏油马路１５条，全长７０公里，拉萨街道变得平坦宽阔了；铺设上下排水管道４８公里，服务面积２０平方公里，拉萨再也不是下雨满城水满城泥了；新建自来水厂两个，铺设水管７０公里，供水面积占城区的６０％，拉萨人从此能喝上新鲜清洁的自来水了。从拉萨到各地邮路畅通，电话可以直拨各地、全国各城镇并且可以与全世界１８０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通话。电视台和拉萨电视台，用藏汉两种语言通过多个频道播放，拉萨７５％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的拥有者更加普遍。拉萨有大学两所，中专９所，中学１２所，青少年可以自由地进入各类学校学习；还有医院、医疗机构１４个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大中型医院７个，藏汉族医生１５２０名，病床１１００张，拉萨人看病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阴冷潮湿的老房子得到改造，人均住房面积９平方米，还在市区和近郊新建了２５个小区和新村，人均住房面积２２平方米，拉萨人住房难的问题初步解决了。经过十余年的植树造林，城里的林卡，因为建设虽有减少，但是城市周围绿化地大大增加，人均绿化面积达到12平方米，这里的风沙比过去大大减少了。经过这些建设，拉萨确实变了，变美了，变新了，变得舒服了。新建筑，古建筑，互相映衬，让人耳目一新。国内外游客和佛，争相前来参观游览、转经朝拜，拉萨成了一座闻名全球的旅游城。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自治区政府张贴布告，推出九条继续放宽农牧业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条，每一项，都是替人民着想，帮人民致富的好事情。笔者不厌其烦，将全文抄摘如下：

　　为了继续让群众休养生息，增加实际收入，以利于把的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现将农牧区有关政策规定布告如下：

　　二、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集体果树、集体林木、荒山、荒滩、荒地的承包期五十年不变，可以转包。荒山、荒滩、荒地的开发性经营，允许继承。

　　三、取消粮食、酥油、肉类的计划收购或变相计划收购。常年开放农、牧、副产品（除国家规定的少数贵重药材外）市场，实行自由买卖，自由交换。

　　五、保障农牧民在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绝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再下达或变相下达种植和养殖计划。

　　七、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扶持、帮助各种专业户、重点户。提倡农牧民发展多种形式的联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建筑业。允许雇请帮工、招聘技师和学徒，工资待遇由双方议定。

　　八、允许农牧民串乡、跨县或到区外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鼓励长途贩运，对集体或个体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继续免收养路费。

　　九、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

　　中央政府替人民想得很周到，很全面，很仔细，老百姓深受其福，农村牧区到处掀起种地热，挣钱热，盖房热。老百姓过去很少能坐上汽车或者拖拉机，现在买汽车，买拖拉机成了热门，全的农牧民和市民拥有汽车、拖拉机的多达一万多辆，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之，中央想了许许多多的富民办法，使的穷困面一年比一年减少，富裕户、富裕村、富裕乡一年比一年增加。例如拉萨西郊的东嘎乡，是笔者在二三十年间经常去的地方，可以说对大部分农家都比较熟悉，当时我亲身感受到东嘎乡变得很快，富得也很快。我做了一个调查，全乡３３０户，１７５１人，耕地２４３４亩，每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６０万斤左右，平均亩产６８０斤，人均粮食１２３３斤，人均收入１２８０元。全乡拥有汽车、拖拉机４１辆，平均８户人家一辆；拥有彩色电视机２３１台，合３户人家两台。现在粮食多了，钱多了，眼光也远大了。过去怕挨饿，总把粮食存起来，现在卖掉粮食再生产，送儿女上学读书。羊勒村农民平措次仁，通过种地、种蔬菜、开商店、办哈达厂发了财，大部分收入用来送儿女上学，他有四个儿女，有三个上了大学。不管怎么说，城市农村和牧区确实在变，变好了，变富了，变漂亮了。人们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的房子也舒服了。人们心情舒畅，信教自由，到寺庙朝佛，请到家里念经做法事活动，没有任何人说半个“不”字，他们生活自由了，精神愉快了，节日一个连着一个，从剧场到林卡，从城市到农村牧区，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乐观开朗的歌声，所有这些，凡是到旅游观光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的。如果真的爱，爱人民，理应面带微笑，祝福加持。很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他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的建设越是发展，他越是恼火；藏人生活越改善，他越是头痛。因为社会越来越发展了，人心越来越稳定了，他要搞乱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他一次次举行时轮金刚会，一次次接待境内出来的人，一次次借助西方新闻媒介发表演说，编造历史，歪曲现实，攻击中央政府对的政策，鼓励藏人不满情绪，总而言之为以后出现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他在达兰萨拉发表讲话：“在二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确实发展成为，现在不管是监狱里的犯人，还是学校的学生，还是机关干部，都很自然地把汉藏区分开来，相互间出现了鸿沟，发展成为民族斗争。”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他在印度多吉丹举行的“时轮金刚会”讲经期间，专门找境内前去听经的藏人做工作；１９８６年５月，他又在旅欧藏胞中发表长篇演说，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家园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十万藏人离开家园，流落他乡，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首先是境内的藏胞在二十多年内忍受的痛苦，我们这一代藏民族是最不幸的。”他进而鼓动说：“境内的藏胞很顽强，很勇敢，在深沉的苦难和汉人的枪口下，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场合说的更加直接了当：“我们搞西立，不仅要靠境外的藏人，更要靠境内的藏人！”“要内外结合，发动所有的藏族人起来，才能推翻统治。”如果说这些讲话是的动员令，恐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１日，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２４日，他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宣称“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些消息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果然拉萨少数主义分子，便举行了策应和支持“五点和平计划”的，这就是80年代末一系列动荡的开始，此后一两年里，一直没有消停。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拉萨是、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瞩目的宗教圣地，集团把它作为搞乱的突破口，认为搞乱了拉萨也就搞乱了，西立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正是出于这种用心，他们在拉萨制造了多次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有３次。每次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先是几个和尼姑打着旗，围绕八角街喊着“西立”的口号，招引人们围观，接着聚众，冲击政府机关，殴打公安干警。砸坏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分子焚烧汽车7辆，围攻派出所一天；１９８８年３月，冲击佛协传召办公室，攻击自治区领导干部，打死藏族班长，打伤和其他工作人员３９９人，洗劫了北京路上的饭馆和商店，迫使藏传佛教最庄严的宗教拉萨传召会无法进行。１９８９年３月，活动再次升级，两天中死１０人，伤１００多人，有９００多家国营和个体商店被抢劫和砸烂；冲击了２４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砸烂和捣毁大小汽车２０多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０多万元。为了维护拉萨的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国务院不得不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

　　是集团策划和发动的，这几年经过各种新闻媒介的披露，此中的内幕更加清楚了。早在１９８６年，集团在达兰萨拉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布置策动问题，包括“”第六届会议，“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西立运动”工作研讨会，“政府”双年会，九品以上官员特别教育会，等等。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要为争取西立采取具体行动”，“发动境内６００万藏人起来反抗中国。”１９８７年４月，集团又在达兰萨拉召开高层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拟定在境内进行活动、组织、制造社会的行动计划，之后“”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各地，与当地主义分子密谋制造。“”还派人到尼泊尔藏胞中活动，组织力量９、１０月份在大干一场。

　　我们还注意到，每次结束，都要鼓励一翻，并且要求主义分子再接再励地干去。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７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演，表示对“完全支持”，号召主义分子“不要服从”。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过后的第五天，他又在集会上对倍加赞扬：“境内藏民斗争旺盛，决心很大， 敢于流血牺牲!”他在同一天的书面声明中又说：“境内英雄的同胞们，不畏的中队的，进行着勇敢的非暴力的斗争……这也是佛教精神和我们民族精神统一的见证 ”。他呼吁“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年里竭尽全力地为实现我们正义的事业——一个属于人的而奋斗。”

　　回顾８０年代后的这一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搞建设，在搞，到底是建设对人民有利呢？还是对人民有利?人民到底是欢迎建设呢？还是欢迎呢？据笔者所知，绝大多数藏人都反对，少数参加过的人事后也很后悔。“不得人心”，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反映了当时和拉萨很多人的思想。笔者当年就这个问题，问过好些拉萨的朋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一害国家，二害社会，三害自己，我们一不支持，二不参与！”一位５０年代为罗布林卡新宫绘过画的著名画师告诉我：“只要街头有点不对劲，我就把徒弟和儿女们召回来，不让他们去掺乎！”拉萨西郊东嘎乡一位农民讲得很直率：“现在拉萨有些人，真是肚子吃的太饱了，身上穿的太暖了，吃饱穿暖没事干，跑到街上去，我们农民是不会跟着他们走的，我们发财致富搞生产还忙不过来呢!”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世界上发生了好多大事，苏联解体了，东欧巨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头上。１９８９年６月，北京发生了事件，国际势力一窝蜂地对我国进行孤立、经济制裁和舆击。

　　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似乎喝了一点青稞酒，有点飘飘然了，看到如此这般的国际形势，很是有点得意忘形。他跑遍了西方和东欧，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叫好，同时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言，似乎他已不是，而是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的巫师神汉了，他一次又一次发布预测，说什么５年到１０年之内，“会独立”，“要垮台”。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兴灾乐祸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很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死亡，马克思主义寿命很短，这是多么可悲的结局啊！”１９９０年６月，他在西班牙骂中国：“中国的竹幕不久将如柏林墙般的消失。”“中国的主义制度不久将垮台。”１９９１年８月他在巴黎预言：“中国政府现在就如快落山的太阳，政权末日可数，不出１０年，中国必然发生类似苏联的变化。”还说“３年内一定要把搞成独立国家。”“人决不能像现在这样进入２１世纪。”１９９５年他又预言：“中国可能发生，瓦解和全面崩溃。”“中国今年（１９９５年）和明年要发生巨变”。“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中国将有大变动。”“我个人的观察和占卜也显示出将有一些乐观的发展，而印度占星家也做同样的预言。”

　　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和中国的局势，认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要垮台了，不能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觉得睡一觉醒来，“西立”的苹果就会乖乖地掉进自己的怀里。所以他的口气也变了，宣布：“要重新调整与北京的关系”，“收回五点和平计划和五点新建议”，“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将宣布脱离中国，彻底独立”。不过，预言毕竟是预言，现实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祖国，不因的咒骂而垮台；社会主义的，也没有因为的咒术而重新恢复农奴制度。雪山顶上的天空照样还是那么蓝，云彩照样还是那么白，农民们照样还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牧人们照样还在自己的草场放牧。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和经济制裁，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整个国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那些曾经千方百计封锁、制裁、孤立中国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重新与中国对话，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做生意。的“预言”成了空话，他所谓的“新希望”成了“新失望”。很丢了一些脸，因为他在世人面前放了空炮，出了洋相。自己酿的苦酒，还得自己悄悄秘密地吞下。经过一阵尴尬之后，他的口气又变了一点，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３日，他重新提出“无先决条件地和中国谈判”。１９９６年他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宣称：“我不要求西立，而是自治。”但是，正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放松攻击中国、折腾。组织所谓“向和平进军”，策划所谓就“地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违背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一句话，他在背离祖国和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工作座谈会，会上落实了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援助兴建６２项建设工程，原计划投资２３.８亿元，实际投资３３.６６亿元。经过１５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大家没有忘记，也没有忘记藏族同胞，都愿意拿出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中央关心，全国支援”，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行动。青海、宁夏、贵州等省、自治区，自己也不富裕，却毫无保留地要给人民做一份贡献。１９９５年９月，自治区成立３０周年的时候，６２项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完工，开始为人民造福，人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各民族的友谊和温暖。与此同时，拉萨布达拉宫维修胜利竣工，一江两河的开发进展顺利，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按照历史惯例和宗教仪轨地认定和坐床，全区８０％以上的农牧民已经能够吃饱穿暖，正在步入小康。从改革到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已由３５岁增加到６５岁；人口由１０５万人增加到２３２万人；学生从３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７.５万人。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制定具体方案，要在本世纪以内消灭贫困，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富裕文明生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评判者，才是历史的线年叛逃国外至今已有３８年。人民看了３８年，对比了３８年，真正认识到中央政府给予的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提高、生活富裕。而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除了制造谣言，策动，弄的人民很不安宁以外，我想不出他为人民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不是人们随意想像的，而是本人的言语行动所写成，这一点国内外很多藏胞都看清楚了，全世界不少人都看清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被更多的人所看清。

　　第十四世·丹增嘉措作为藏传佛教的大，又受过比丘大戒，理应弘扬佛法，维护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请看近几年他的几项主要宗教活动。

　　1.支持日本奥姆线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残害无辜群众的恐怖事件一度成为世界各种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１０月２６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麻原彰晃，从而使他和该教的百余名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奥姆真理教被取缔。

　　就在身受其害的东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这一事件时，一贯标榜自己是“释迦牟尼比丘”、“卫士”的·丹增嘉措，竟然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是“朋友”。世人闻之无不感到震惊，这究竟是为什么？

　　事实之一，自１９８７年起，和麻原先后有五次会晤，麻原受指使两次潜入“传教”。

　　事实之二，麻原自称他的教义是在原始佛教及藏传佛教的密教体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统，可以把从人到佛的时间由二、三千年缩短到十年，而且人们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宝、守持四戒、背念佛经、接受非凡指引、进行冥想（观修），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这种特殊方法唯他独有，“是亲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传统”。

　　事实之三，１９８９年５月起，给麻原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奥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呈请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而使麻原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事实之四，于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６日致书感谢“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集体，特别是不久前刚从来的僧侣学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和麻原之间，短短几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事业”上的协作支持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说“没有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种说法，正是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从一个小小的骗子，上升为“宗教导师”，积累了放毒资金，从而变成恐怖集团的头子。

　　佛教把皈依既视为进入佛门的仪式，更要求从思想上要全心全意地信仰和依赖三宝，藏传佛教密宗要求更严。密宗上师应俱备五条标准（自、语、意三业清静，对众生有大悲愿，佛法修悟上有大成就）；皈依对在意识上有四条要求（知改德、知差别、自誓、无余师）和修行上的四条要求（近善士、闻、如理思、随法行）。而且要求上师和要互相考察，慎重选择。应依据的根机传法，“对小机不能说”。佛教还要求严格遵守戒律，主张“以戒为师，无戒无法”。

　　这些规定对于这样的大来说应比谁都更清楚。那么，他为什么在接受麻原皈依时不严格考察呢？在传授密法时不严格抉择呢？又为什么偏要给这样的人授以“佛教导师”的桂冠并出具保证书呢？麻原在其新著《最高指引》中一语道破天机：是“委托”麻原“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

　　日本佛教源远流长，显宗密宗俱全，又有那么多颇俱高深造诣的长老、法师，而却偏又委托麻原这个刑事罪犯去进行所谓的“改革”，这既是对日本佛教界的轻慢，也暴露了思想深处的险恶图谋。

　　不甘心中韩日三国佛教团体之间“黄金纽带”的恢复和交往日深的时代潮流，出于“把问题国际化”的需要，笼络麻原破格封授，妄图在日本建立一支为他效命的别动队。只因他们恶业深重，招致现报，落得个麻原“夭折”，丢丑的可悲下场。

　　时轮灌顶，是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在理论和修持方法上，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仪轨严谨。藏传佛教认为，它蕴涵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展示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间的神秘联系。认为通过相应的修持方法，可以改变生死规律，净化超脱，成就时轮佛位。时轮法的传承源远流长，宗喀巴大师对其高度称赞，列为格鲁教派一门，亲自传给克珠杰（第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精于此法，著有２００多万字的考证注释，成为格鲁教派的时轮主传人，被誉为“时轮主化身”。

　　时轮灌顶属于大型灌顶，其形式和内容均须严格遵循仪轨，不得随意删改。要求灌顶上师应具备较高佛教造诣，灌顶之前还必须闭关静修时轮本尊1至６个月。每次时轮约需时半月左右。

　　１９８０年以来，·丹增嘉措频频向境内外信众举行时轮灌顶会；特别是１９９６年竟达一年4次的程度！

　　首先，我们姑且不提时轮法的时间概念“天地时间，以年为时，四季交替，万物生灭，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单从闭关和所需天数计，像这样时常周游列国，拜见政要名流，讲演游说，寻求同情的“大忙人”，能有时间安下心来，按仪轨进行观修吗？显然不可能。他的用意何在？仅从他１９８５年在时轮灌顶会上讲话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在这次讲话中，吹嘘旧人们如何安居乐业，掩盖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同时诬蔑现在“的宗教和文化几乎灭绝”，说什么：“一切的祸根来自汉人”，“现在不能对汉人抱什么希望”，并公然鼓吹：“总之，绝不属于中国”，“现在我们在雪域国的旗帜下，出现了整个藏族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我们要珍惜它”，“我们的民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为我们的事业不怕牺牲，追求真理，这才是最可贵的”，“大家放心大胆地鼓起勇气来为实现我们的大业而奋斗”！

　　请看，是在弘扬佛法呢，还是在利用宗教活动鼓吹“西立”，煽动民族仇恨？！正是通过灌顶活动，他主动撕下了“非暴力”和“卫士”的面纱，在宗教领袖主张慈悲平等普渡众生的外衣下，从事离经叛教、祸国祸民的活动。

　　藏传佛教信奉杰钦修丹神。据藏文资料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住世弘法的晚年，一次与首席八大相聚于拉萨色拉寺大师寝宫“曲当”，商讨弘法事宜。大师提出，为使格鲁派妙法常传不替，须有一更威严的使者。顿怎·扎巴坚赞站起说：“如尊师恩准，我愿担此责任，严惩危害吾派之人。”

　　顿怎转世化身为班钦·索朗扎巴。他显密融通，造诣高深，曾任哲蚌寺、色拉寺法台、甘丹寺总法台与三世之师，因位高权重，引起猜忌，而被害死。遂不再转世，而被设像供奉为杰钦修丹神。对这位神，历世、班禅多表尊崇和供奉。五世专著“陈郭”经，对之大加颂赞，后逐渐在黄教寺庙和民间信徒中普及。

　　十四世·丹增嘉措原也供奉杰钦修丹。但到７０年代，突然反目，下令禁止供奉，并因而与经师关系紧张；因听从者甚少，当时只得不了了之。１９９４年，重提此事，用多种形式大加讨伐，说这位神“对的根本大业不利，对的身寿不利”，更莫名其妙地给神扣上“亲汉”的罪名。１９９６年３月，进一步在两次讲经会上，公然向与会群众发布禁令，要求寺庙、和僧俗群众必须做出抉择，否则将视为“对共同事业的背叛”，是“希望不得好死”，甚至扬言，不听从者要留下名字，他要亲自登门问罪；而且大声呵斥，要不放弃信仰神的人立即退出经场。接着组织及下层机构纷纷发表决议和声明，利用现代媒体大造；更派出打手，闯入寺庙佛营、居民住宅，砸毁神神像、殴打信众、强行实施。对仍不遵从者，僧尼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

　　境外许多寺庙、及藏胞，因直接受害而反响强烈，不少人将这位神像隐藏转移，消极抵抗；不少人拒绝在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上签名；不少人利用现代传媒进行揭露、控拆；还有人致函联合国有关机构或居住国领导，呼吁制止的宗教和侵犯行径；也有人向居住地法院提出申诉，要求依法进行追究和给予赔偿；更有串联结社，集体，的。

　　消息传到国内,信奉这一神的高僧、寺庙佛堂和僧俗群众，更是一片哗然。有的公开说“诬蔑党没有信仰自由，我看这顶帽子戴到他的头上才合适”；有的双手合十说，这样做完全是对神圣的宗喀巴大师和第五世的背叛，罪过啊罪过！就连原系·丹增嘉措的著名高僧中间，也有向笔者展示他们供奉在佛龛中的这尊神像的；也有神情凝重地说：“单就宗教信仰而论，我的心已经凉啦！对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世界宣言》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限。在神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他大农奴主的本来面目。

　　集团则提出，“和班禅的名号不是清朝册封的”，理由一是名号是俺达汗赠送的；二是封号中的单词，其他也在用。

　　封号中的“西天大善自在佛”，“金刚持”、“”、“”，确实其他也在使用，而且在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这种现象也不罕见；但单词和完整的封号是两码事，单词谁都可以用，没有固定的属性；而完整的封号是有固定属性的，不能乱用。

　　１５７８年，俺达汗给第三世的赠号和１６５３年清朝顺治帝给第五世的封号，有根本区别，不能相提并论：

　　第一，含义不同。俺达汗赠号的含义，只说明第三世在佛教修持上的成就；顺治的封号，不仅说明第五世佛教的成就，更给了佛号和“所领天下释教”的权利，这种授给权只有皇帝才有。

　　第二，两世的地位不同。第三世当时只是拉萨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和色拉寺第十三任法台，第五世当时是格鲁派以至藏传佛教的领袖。

　　其三，更大的区别，在于封赠者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俺达汗是青海地方的部族首领，无权处理事务，只能赠给名号；而顺治帝则是统管全国的国家元首，是其管辖的一部分，具有册授封号的权力；正是经过清朝顺治帝的册封，才使他的封号、地位和权利得到确定，并能承袭下来。

　　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能懂得的道理。如果把俺达汗的赠号和顺治帝的封号对立起来，而且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那么，在佛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实际情况是，廓尔喀对地方的两次入侵，发生于１７８８年７月和１７９１年７月。清廷所派福康安大军反击胜利，接受投降，是１７９２年８月，而掣定大转世灵童用的金瓶，是１７９２年１２月送到拉萨的，廓尔喀投降和签订永不侵犯条约已有４个月之久，怎么能说“是为了不遭受当时的外来侵略”才接受这一制度呢？

　　事实上，正因为金瓶掣签制度既符合佛教教义，又对整治当时、宗教上存在的时弊十分有利，所以，金瓶送抵拉萨时，第八世早早下山迎候，并表示“特颁金本巴瓶……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议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第七世班禅也说：“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作为第八世传人的第十四世，却一反祖辈遗训，制造托词，反对掣签，又怎样继承前辈的衣钵呢？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以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班禅等大的转世灵童真身，已成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至于特殊情况可以“恩准免掣”一事，对灵童有无重大分歧并不是唯一原因；同时，不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否免掣的权力，属于中央政府，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均无权决定。

　　请看第十世的认定史料：１８１３年第七世班禅大师和商业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等，联名报告驻藏大臣称，只找到一名转世灵童，十分聪慧，各地再也找不出灵童候选人，恳请免予掣签。两位大臣也呈报清朝政府要求免掣。说明地方上对灵童没有任何分歧，但这却遭到嘉庆帝的严责，不准免掣，“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并缄封入瓶，……其掣出者方系线名候选灵童中掣定理塘的格桑坚赞为灵童真身，报道光帝批准继任。藏文《第十世传》称：这次掣签是由于“真实无欺地完成了掣签认定，所以众人都极为欢乐和崇信”。

　　组织的文章说：“历史上就有第八世认定第七世班禅、第六世班禅认定第八世的先例。同样，第十四世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是遵循这种传统，并没有破坏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也不是非法的”。

　　首先，所举先例与史实不符。第七世班禅确认是由扎什伦布寺首先肯定后，一面请拉木降神确认，一面派人征求意见，因二者一致，而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第八世是乾隆帝派章嘉国师来藏和六世班禅共同确定的寻访方法以后，六世班禅把他一表弟做为灵童线索提供给第穆，第穆派人了解验证，驻藏大臣复核，报请乾隆帝批准认定的。

　　其次，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而由《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最终确定的。想用先前的，并不真实的史料，来否定后来形成的制度的做法，竟出自精通逻辑学并考取大格西学位的之手，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第三，正因为１８世纪中叶认定转世灵童上的诸多弊端，才造成了以第八世为核心，第七世班禅为其堂弟，多吉帕姆为其堂妹，第十世红帽和扎寺仲巴呼图克图为其堂叔，第五世哲布尊丹巴为其堂侄，地方政府首席噶伦多仁为其堂侄女婿的以亲族姻娅递传袭，数十年间一家垄断地方政教，且因内部矛盾导致外敌入侵，危及的严重局面。

　　从体制上看。１７１３年的《清实录》记载：“著照封之例封班禅额尔德尼”。康熙皇帝敕谕中称：“……为保障扎什伦布新属寺庙原征赋税永不为他人侵占，兹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１７９３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更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可见清朝中央政府在上、宗教上、经济上都是把和班禅置于互不隶属的平等地位。试问：作为中央政权领导下地位平等的两个地方首领，怎么能有认定对方的权力呢？

　　从寻访历史看。清朝中央册封第五世班禅以来，第六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由颇罗鼐郡王主持降神认定，报乾隆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七世班禅的认定，前已述及不再重复。第八世班禅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咸丰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也是由扎寺组织寻访，经金瓶掣签认定，报光绪皇帝批准继位的。第九世班禅坚持爱国爱教传统，被亲帝势力逼走祖国内地，扎寺政教权利被非法侵占。其转世灵童由班禅堪布会议厅组织寻访，因亲帝势力阻止金瓶掣签，而由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免掣继位的。以上五世班禅中，哪一世也不是组织寻访班子寻访认定的。

　　从宗教上看。班禅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而格鲁派寺庙普遍供奉的“师徒三尊”中却只有班禅而无。而且按藏传佛教化身转世的说法，班禅是无量光佛化身，而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可见宗教上班禅还要略高于，根本不存在凌驾于班禅之上，可以认定班禅的问题。

　　又搬出“师徒关系”来蒙蔽世人。事实上，以往１０世班禅中只有３世曾拜为师，而１４世中却有８世拜班禅为师（未含师从一世班禅学经多年的一世）。师徒关系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有的，只是随缘而起、时断时续的，并非宗教仪轨。更何况第十世班禅和第十四世根本就没有师徒关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的结论是：“在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没有指导权，更没有认定权。”

　　１９８９年８月，国务院批准了以第十世班禅大师经师嘉雅为首，有扎寺堪布、高僧及大师近侍人员参加的转世灵童寻访班子；组成了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佛协分会名誉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为总顾问，有各地藏传佛教著名、高僧组成的顾问班子，按宗教仪轨，如法如仪地进行诵经祈祷，朝湖观影，秘密寻访，验证遴选等一系列艰苦细微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转世工作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既没有寻访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权力，他乡又使他丧失了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但出于祖国，祸藏乱教的需要，妄图改变班禅世系爱国爱教的传统，勾结败类，弄虚作假，欺骗群众。

　　从恰扎处得到初步寻访情况后，１９９４年５月从中选中一名儿童，信告恰扎，要求再次观湖为认定制造依据。恰扎不顾嘉雅示寂前“观湖已经结束”的指示和他自己一个月前对记者的同样讲话，背着寻访小组多数成员，于是年１０月再次秘密朝湖，伪造“依据”。

　　１９９５年１月下旬，寻访小组开会，遴选重点儿童时，恰扎不顾多数人的反对，将此儿童强行塞进重点名单。

　　１９９５年２月初，有关领导要提出3名候选灵童，准备金瓶掣签时，恰扎借故拖延，甚至对有关领导说：“我没有判断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悟性和本领。”刚刚过了三天，由于接到了可以认定这名儿童的信件，他又马上汇报说已经发现可以认定的最灵儿童。问他是怎样认定的？他说是在第十世班禅大师灵塔前签丸问卜认定的。实际上，11天后他才进行问卜，而且在问卜前后都不让别人看签丸中的名条，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而寻访小组成员都知道这个儿童生日被家长一再推迟，尚需查证。用这欺骗手段制造假的灵童，岂不是对“佛有三身”和“随缘转世”教义的最大亵渎和背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恰扎这一骗局的暴露和失败，以及恰扎的扎寺民管会和两级政协职务的撤销，正如藏传佛教界高僧们所说：“这正是爱国爱教的第十世班禅大师显灵，也是佛菩萨涅三德真谛、、真用的体现。”是人心所向的好事。

　　在大昭寺应供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用金瓶掣签认定大的转世灵童真身，既是最公开、最公平的办法，又完全能体现佛祖的慈悲加持和智慧法断，也符合第十世班禅大师生前的遗愿。早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３日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就说，大师转生在什么地方，各藏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没关系，最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金瓶掣签”认定，谁也提不出意见。参加全国、全国政协会议的高僧再次纷纷要求通过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呼声。

　　出于祖国的需要，利用国外藏胞对金瓶掣签由来的不了解，在指示恰扎反对金瓶掣签的同时，公然篡改历史，造谣惑众，胡说什么“金瓶掣签不符合佛教教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有权改变宗教仪轨”，“有权决定需不需要掣签”等等，在信教群众中制造混乱。

　　中央政府为保护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正当权益，维护宗教仪轨，采用金瓶掣签方式来认定灵童真身，完全是体现民心，顺乎的。

　　眼看他一手策划和苦心经营的阴谋即将破产时，不惜以他“宗教领袖的感召力”做赌资，孤注一掷，擅自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公开向藏传佛教界和藏族人民挑战，向中央政府。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公愤和声讨。首先是正在拉萨参加自治区和政协会议代表、委员的坚决反对，帕巴拉·格列朗杰发表谈话，严正声明：单方面宣布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只承认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惯例进行寻访、并经中央批准的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扎寺八大之一、寻访小组成员生钦·洛桑坚赞说：“置中央政策于不顾，擅自宣布认定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公然违背教规，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比龙·白马单增说：“我作为班禅主寺扎寺伦布的一名，完全有资格证明，历世班禅大师都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无权擅自认定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扎寺民管会常务副主任平拉宣布：“我本人和扎寺管理委员会，对此无法承认，不能接受。”

　　自治区和政协会议以及佛协分会分别通过决议和声明，坚决反对的不法行为，谴责利用宗教，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损害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律，藐视佛教界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践踏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要求对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决心同集团斗争到底。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是藏传佛教史上应该永志不忘的一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藏传佛教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的一天。

　　调整后的灵童寻访小组，经再三核查验证，提出了３名候选灵童，征得国内藏传佛教界高僧的广泛赞同，经中央政府批准，由国务院代表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主持，１１月２９日在拉萨大昭寺殊胜的释迦牟尼像前，中国佛教三大传承体系的大德高僧和各界代表千余人欢聚一堂，举行了规模空前，天人相应，妙缘殊胜，法喜充盈的金瓶掣签仪式，仰仗佛祖智慧法断，认定嘉黎县出生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由德高望重的代理甘丹赤巴波米·强巴洛珠给灵童剃度，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意为万众尊崇法力无边仁慈祥和的佛法之王）。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日喀则市和扎什伦布寺再次披上节日盛装，群众满怀喜悦，手持哈达和鲜花，涌向街头，载歌载舞，虔诚恭迎已经阔别6年，经中央批准继位的新一世怙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愿再来，弘法利生。群众清楚地看到，当车队行近市郊欢迎帐篷时，一道阳光冲破云层，端端照射在这位无量光佛化身乘坐的卧车上，多么吉祥的征兆，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崇敬赞美之声。

　　吉祥的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清晨，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射到日光山峰时，阵阵震撼人心的法鼓声和悠扬悦耳的佛乐，响彻扎寺和日喀则上空，在国务院代表李铁映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小文的主持照护下，第十一世班禅庄重地登上了益嘎群增殿内传统的根本法床。

　　在隆重的坐床典礼上，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同意坐床的批复，代表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颁授了金册金印，展示了江泽席题赠扎寺的“护国利民”金字匾手稿。全国佛教界高僧大德、寺院代表向新一世班禅敬献曼扎，顶礼叩拜，表达了诚心皈依和无限崇敬的心愿。群众代表排着长队，奉献丰盛贺礼，接受摩顶赐福。体现了百万信众的虔诚信仰和无比拥戴。

　　自元代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所谓“问题”不是本身产生的，而是本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９年，围绕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层集团蓄谋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息武装叛乱等等，都渗透着与反的斗争。１９５９年３月，主义集团在国际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印度。此后３０多年间，他坚持祖国，坚持“西立”的立场，请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是阻挠和破坏的社会发展?

　　５０年代初期，摄政大札下台，十四世亲政。１９５１年２月，委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直接由昌都来北京。同时，从亚东派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为代表经印度去北京。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证书，由上述五位代表全权处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事宜。

　　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齐聚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于４月２９日与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多次洽商就有关和平解放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我国阴谋的彻底失败，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入，严格地、认真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僧俗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和称赞。而帝国主义和亲帝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反对和破坏《十七条协议》。从《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最初日子起，围绕着执行还是破坏这个协议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巩固国防。”协议签字的墨迹未干，当时身任司曹的鲁康娃就公然扬言“饿走解放军”，下令禁止卖给解放军粮秣。１９５２年３、４月间，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暗中策动、支持下，发生了伪“人民会议”事件。他们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流氓等在拉萨进行和武装，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驻地和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祖国。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输光了道理。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得不宣布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两司曹的职务。

　　１９５４年来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从北京返回时，伪“人民会议”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并上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名义，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这种反对协议的行径，却受到少数上 层分子的袒护和包庇。

　　１９５６年４月，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也是《十七条协议》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就在筹委会成立前后，伪“人民会议”分子又恢复活动，到处上书，反对自治区筹委会，反对 改革。这种活动，又一次得到少数上层分子的纵容和支持。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应邀前往，中央明确指示，由自行决定。一到印度，就被的内外势力和分子包围，引诱留在印度，搞所谓“西立”，及其随行的部分主要官员产生动摇。对此，驻藏人民解放军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并同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一道，对分子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主席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６年内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定，让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以使我们对上层在上、生活上逐步做好安排，以利于条件成熟时和平地、稳妥地实现改革。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的过程中，向及其随行官员传达了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并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分别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在印度搞“独立”的想法，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可以留在印度，但不可能搬来印度。并指出把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也是害了，如果把留下来，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都欢迎。这才使的立场发生转变，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返回拉萨。

　　直到５０年代末，集团阻挠、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先后在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策动武装叛乱，进行武装窜扰，甚至公开在山南地区成立叛乱武装“卫教军”，建立叛乱“根据地”，并破坏国防公路运输线，包围、进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各地的办公机关。到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集团终于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夜晚，集团武装叛乱失败，秘密地仓皇离开拉萨出逃。４月１８日越境抵达印度提斯普尔，踏上异国国土，就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用英文书写的《声明》，诡称：“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人身上的”。此时惊魂未定的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书面声明，而声明的语言同帝国主义者中国惯用的腔调相似，从此开始了在异国国土上祖国的活动。６月２０日，在穆索里第一次公开露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要恢复１９５０年中国入侵以前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１９９１年３月，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就是这样从叛逃之日起，不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７００多年来，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的历史，公开鼓吹“是独立国家。”

　　１９６０年９月，在印度达兰萨拉，打着“西立”的旗号，收罗外逃的地方政府官员贵族、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噶厦政府”，后改为“大雪国政府”（藏语叫“岗钦吉雄”）即“政府”，颁布了“国宪法大纲”（草案），规定为“政府首脑”。之后，于１９６３年正式颁布“国宪法”，１９９１年修改后公布为“藏人宪法”，规定：“任国家首脑”，“可以直接通过下属官员发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颁授勋章和爵位”，噶厦会议是在领导下负责政府事务的，首席噶伦和诸噶伦、“人民会议”会长、副会长、官就职前均要向“宣誓”，君臣会议由主持”、“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等等。在其“政府”内，设立安全、外交（后改为国际关系暨宣传）等部门。在１０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或联络处，编辑、出版和发行大量宣扬“西立”的刊物和书籍。在国外藏胞青年人中成立“青年大会”、“妇女协会”等激进组织，组建“大会党”、收取藏人“独立捐”等等。所有这些就明白向世人宣告，及其“政府”是一个旨在祖国，妄图实现“西立”的集团，是这个主义集团的总代表、总头子。故而，人们称之为“集团”。

　　集团为了达到祖国，妄图实现“西立”的目的，在国外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组建两支叛乱武装。１９６０年９月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藏语称“曲细岗珠”），“四水”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六岗”指擦瓦岗、芒康岗、麻则岗、木雅绕岗、色莫岗、泽贡岗，主要代表四川藏区。１９６２年组建了以藏人为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仅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袭扰活动，危及我国边防和边民的生产与生活的安宁，而且骚扰尼泊尔居民百姓，强占草场、土地、勒索财物，无恶不作，成为尼泊尔政府心腹之患。这支武装，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四水六岗卫教军”不断骚扰中尼两国边境地区，１９７４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其武装。在尼泊尔残存了１４年之久的这支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集团还不断派人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学习“游击战术”，接受“特殊训练”，培养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１９６１年，美国派两架飞机给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空运了能装备４７５人的枪械药品食物，还有１０２００卢比现金。同时空投了在海尔营地受训的３８名叛乱分子中的２６人。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修建了专用飞机场，派出一架运输机和两架直升机专门给这支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粮食和被服等物资。凡此种种完全暴露了集团在上、组织上和武装力量上祖国的线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矛盾日趋激化，西方国家调整对华政策，集团的战略地位作用降低。美国尼克松政府为遏制苏联，推行“现实威胁”战略，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为消除障碍，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集团在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关闭了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不再直接对藏人提供援助，吊销了发给“歌舞团”访美的签证，直到１９７７年，一再拒绝访美的签证。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放弃对集团的利用和支持。

　　就在尼泊尔政府调动了军队消灭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１９８０年３月，说，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办法，劝藏人接受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坚信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立的主张。在此期间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党和国家，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

　　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改变，冷战终结。１９８９年北京“”风波之后，某些西方国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妄图将“问题”作为中国，搞乱中国的突破口，于是重新支持集团，利用。国际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对国内加紧渗透，制造多起，在国外推行问题国际化。这期间，不断以所谓“宗教领袖”、“和平卫士”、“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西立”宣传，秉承国际势力的旨意，在国外推行问题国际化。据不完全统计，３０多年来，出访５０多个国家，达１２０多次，其活动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其发表言论也越来越多。而其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１９８７年访美，在美国国会小组会上发表中国的“五点计划”，１９８８年６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的妄图变相搞西立的“七条建议”。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即：

　　这个”五点计划”本来就是外国人帮助起草的，根本不是为了的和平与安全，而是通过美国国会这个对西方有较大影响的讲坛，重提“西立”的陈词老调，是说给西方人听的。“五点计划”的核心第一条“使变成一个和平区”、“缓冲国”，“要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说穿了，就是要使成为一个“独立国”。

　　四、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执行首脑、对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七、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这个“七条建议”与“五点计划”相比，调子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中国，提出“中国政府负责的外交事务”，“中国可以有权在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其实质显然否定中国政府对拥有的神圣主权，并且企图把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变成类似西方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从而改变的法律地位。把这个“七条建议”称之为“新建议”，其实这个提法，并非什么新东西，而是英、俄帝国主义国家在本世纪初妄图把出中国，而炮制的关于“中国在只有宗主权而不是拥有主权”的说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的这个“计划”和“建议”步步都在围绕“西立”兜圈子，对中国政府进行造谣和污蔑，对历史和现状进行歪曲，这里予以剖析和驳正。

　　一、提出：“把整个，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萨姆（和平区）。”又说“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的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等主张。这是十分谎谬的。首先，通过所谓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将变成和平区和大国之间的缓冲国的说法，是故意混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对的主权管辖与领土完整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拿出来与印度去建立和平区或中立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其次，应成为一个的实体，同中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的主张，显然这一主张居心叵测而又无知，实质是图谋肢解、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使变相独立脱离中国。然而这种否定中国对主权，变相搞西立的立场至今丝毫没有变化。１９９３年７月，的私人代表向中央呈送的信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仍然要妄图建立“大藏族自治区”或曰“高度自治的大藏族行政区”。这些说法，其实质正是他的“五点计划”的第一条。说：“整个，被称作藏区三部（卫藏、康巴、安多），应该成为一个根据法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或自治实体”。在《自传》中的一幅所谓“大藏族区”地图，不仅囊括了现今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的１０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而且竟然把青海省的西宁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许多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总面积约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集团及其支持者们为何不想一想，①本世纪初的北洋政府尚且不同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怎能让有１２０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区及省的藏区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出去？②现在全国４５９万藏族人口中，５４％以上分散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境内，由于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同这些地区的汉、羌、回、满、蒙古、保安、裕固、纳西、彝、普米等民族杂居，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不同民族地区的犬牙交错，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妄图把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山大川的阻隔形成的三个如此广大的地区，数倍于人口的２０多个民族囊括在他们想象中的“大藏族自治区”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③自元以来，长达７００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地区都归历代中央朝廷、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个所在行政区管辖，行政上与地方根本没有统属关系。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藏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得到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拥护。要搞变相独立是不允许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说：“汉人移民，藏族在成为少数”。“汉人向移民７５０万人，使藏族成了少数民族”。集团的“青年代表大会”编造的数据更加耸人听闻，他们说汉人向已移民７０００万,还计划移进１.２亿汉人，同化藏族。简直是弥天大谎。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的统计，在的汉族人仅有８１２１７人，尚不足全区总人口的４％。和其他省的１０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的总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近６００万人，其中藏族４５９万，仍然占大多数。

　　中国政府从未制定和实行过向“移民”的计划。国家根据建设的需要，选派去服务的少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员，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与藏族人民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共同为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同志指出：“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２００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放开搞活，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有一些汉族、回族群众到做生意或做工匠。为促进经济的发展，传授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搞活流通、活跃市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说：“是世界上侵犯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现在没有、自由。”这是迎合国际势力需要，不顾事实编造的谎言，对中国政府的无端污蔑和攻击。

　　这个问题倒使人想起一件事。１９９０年４月，在欧洲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议员先生向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能否具体地把１９４９年前后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一比较，因为据了解，１９４９年之前，实行的是比封建制度还要落后的近似奴隶制度的制度。”可是，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在会场中引起不满。

　　事实本来很清楚，只要将新旧的、自由、状况作一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