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园的学问”近在身边■生态学是“关于家园的学问”，不仅仅关乎环境污染，还涉及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精神层面的价值观

　　解放周末：党的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作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家，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涵义？

　　戴星翼：“生态文明”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这意味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

　　在学术界，生态文明的提法已有一段时间。基本上，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言，按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划分的。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听天由命。人类没有力量来对抗大自然的威力，也没有手段突破各种自然要素对人类生产生活形成的瓶颈，敬畏和顺从自然因而成为思想的主流。而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能够开发和驾驭大量非生物能源，以技术突破诸多自然条件形成的制约。相应地，征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

　　当然，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其严重后果人类已经品尝到。生态文明正是据此提出的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思考。所谓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以征服自然为基本思路，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

　　戴星翼：应该看到，实践中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互相包容的关系。严格地说，环境保护是人类过分糟蹋环境之后才出现的应对学。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类环境问题，应用所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应对这些挑战，是环境科学的基本使命。环境学的发展是被问题牵引的，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它确实是一种“灭火队”性质的学科，传统的环保工作就像堵枪眼，哪里出了问题，就去堵哪里。生态学则不同，它历史悠久，有自身的核心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定义是“关于家园的学问”，不仅仅关乎环境污染，还涉及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比如怎样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如我们该怎么对待自己的家园。

　　戴星翼：不少生态学大师，为人类理解环境与生态问题的本质提出了令整个世界振聋发聩的论点。例如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的悲剧”，影响了整个世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草原是公有的，而牛羊是私有的，每个牧民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过度消耗作为公共资源的草原，以增加牛羊的数量，结果就是草原的崩溃。还有提出世界公认的可持续发展三原则的戴利，也是生态学家。

　　如果说环境整治是在应对自己造成的麻烦，那么从生态学出发，更适宜于考虑一些更为形而上的问题，更能够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反思自己的历史足迹，研判自己的未来走向。

　　今天，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常常以成败论英雄，以金钱论成败。在这样的逻辑链上，很多人成了迷途的羔羊。你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那么快，但依然有那么多人不幸福。大家也发现，并不是房子越大越幸福，也不是吃得越好越幸福。实际上我们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过日子？能够让我们中国人幸福起来的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引导整个民族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戴星翼：是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牵涉到价值体系的问题。我们如何实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其实非常广阔，目前我们思考得还不完整。

　　■过去经济和环保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经济过热了，资源就紧张了，污染也严重了；好不容易资源和环境能喘口气了，经济却下滑了

　　解放周末：党的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戴星翼：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另外这四个建设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过去检查企业是否环保，老是盯着工厂的排放管道，看里面出来的污水有没有问题。但是美国的做法不是光看排放污水是否达标，而是通过一整套命令控制手段，直接对生产工艺提出要求，一旦企业做到了，自然不必操心下游的环保指标。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理念，实际上就该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细节当中，而不是仅仅依赖某个部门的管理。 “融入”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非常正确和到位的。

　　戴星翼：首先，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我们要明确的第一个理念，就是通过经济发展的转型，来带动环境保护。

　　说老实话，过去经济和环保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经济过热了，资源就紧张了，污染也严重了；好不容易资源和环境能喘口气了，经济却下滑了。以前我们总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要相信，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能够自动产生环境效益的。比如我们要拉动GDP，就会投资建造一些大型项目，这就会拉动上游的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高排放、资源消耗型产业。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起飞，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其中的弊病。有学者提出，一些对于国计民生、对于提升我们国家竞争力确有好处的投资，是必要的，但是能否省下一些钱用于其他投资呢？比如改善公共服务，或者保护草原。

　　我为什么提到草原呢？我们国家总共拥有60亿亩草原，可用的大概20亿亩，其中15亿亩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但是，我国单位草原面积的产出只有阿根廷的二十分之一，一些草原面临高度退化的问题。好的草原，我们叫“草甸”，应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的这样，但这种景象现在我们很难见到了。你去内蒙古看，很多所谓的草原只剩下一层草皮。受到经济结构的影响，很多地方放牧山羊多于绵羊，山羊把好的草吃掉了，剩下了坏的草，甚至毒草，像云南香格里拉的红色，其实就是毒草。另外，草原还可能遭遇各种病虫害。如果我们能给每亩草原投入1000元左右，用于改良草种、灭蝗灭鼠、铺设节水灌溉措施，一旦我们的草原产出能与阿根廷、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持平，那么我们整个国土的承载力就会大大提升，还能减少耕地的压力。

　　我认为要把握的第二点，就是应该把重点放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激发人的积极性方面。怎样才能让大家有体面的工作，普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基本的结论，说到底就是“以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替代对自然资本的掠夺”。这样的发展方式才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更多的自然资源、提高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这些都需要依赖人力资本。我们要通过经济转型来拉动环境保护，反过来，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又能倒逼经济的转型。这样，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才是可见的。

　　■我们的也有这个问题，总是在谈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求GDP越多越好，在谈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又去谴责GDP

　　戴星翼：我觉得GDP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政绩考核常常是GDP至上，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GDP崇拜，一讲到经济发展，就拿GDP来说话。更夸张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所谓“式发展”，就是当地主要领导每人都要背负一个GDP指标，然后进一步把这个指标给下面，到年底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就要摘帽子，于是下面很可能为了这个任务胡搞乱干。我们的也有这个问题，总是在谈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求GDP越多越好，在谈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又去谴责GDP。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我们唯GDP论的毛病就根治不了。我一直讲，GDP是个好指标。从指标设计上讲，它无与伦比；从设计艺术或者方法学的角度看，它几乎达到了完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们把它用错了。我们不应该去谴责GDP，你自己不会划船，就去怪船不好吗？ GDP只起到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总规模的作用，你不能用它来衡量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财税。首先，公共财税不能乱用，不仅是三公消费，乱决策导致的浪费，成本也很大。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各种用钱的决策，还需要更合理、更严谨、更科学。

　　涉及环保的建设项目，比如PX项目、磁悬浮、垃圾焚烧场、污水处理厂等等，在今天常常引发争议。其实，在一些发达国家，在类似问题的处理上，官民之间的信任度是比较大的。比如，在日本，垃圾焚烧场可以建在居民区之中，因为这便于就地接纳、消化生活垃圾，节约物流成本。但是，你要在居民区垃圾焚烧场，必须得到居民的信任。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这就需要当地政府想办法切实去考虑、去实现。再比如，法国是核电大国，有的核电厂甚至建在居民区附近。为什么居民们不反对？因为居民在这个问题上信任政府，政府敢说，我们的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清洁的核电厂，我们把安全做到了极致，如果不相信，欢迎你来核电厂参观、了解、监督我们。

　　总而言之，一方面，建设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来指导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另一方面，则要在工作中体现阳光、透明、公开的决策和运作过程，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面对民众的疑问，化解民众的顾虑，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样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

　　戴星翼：在我们中国人的语境里，“社会”似乎不是一个好听的词，像“社会车辆”、“社会青年”。其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是有组织的，它不是乌合之众的意思。马克思说过，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群人在一起商量，签订一个协议，来共同处理我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社会。社会包括各类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慈善公益组织等等，它是所有这一切关系的总和。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目前的社会发育是不全面的。

　　戴星翼：举一个身边的例子——生活垃圾分类。如果是政府直接管到每一个老百姓，监督每个家庭每天进行垃圾分类，显然成本太高，也缺乏可操作性。现在，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精力，给居民发放垃圾袋，街道、居委会配合宣传，但居民自觉的垃圾分类仍没有真正实现，政府还要花钱请一些志愿者来完成最终的分类。这个过程，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社会组织的参与。

　　戴星翼：我认为，第一，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个体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世界上所有在垃圾分类上取得成功的城市，一定的强制性制度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我们要找到适当的责任主体。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介入往往可以有效降低管理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业委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社区完全可以交给业委会去管理，让业委会征求所有业主的意见：垃圾分类是分还是不分，合格的分类可以免交垃圾处理费，让业主们自己选择，通过一个的决策过程，制定一定的规则，然后去执行。那么政府又扮演什么角色？政府可以奖惩监督。譬如，你这个小区垃圾分类做得好，达到了环保的效果，我就奖励你；如果做得不好，我就罚你。这样一个良性的社会机制就形成了。社会组织还具有教化民众的功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面，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在业委会，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可以讨论、沟通，甚至可以有争吵，逐渐学会妥协、学会履行责任。这样，几代人、几十年以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民众培养成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很和谐一致的，这一点我们任重道远。

　　报告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放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上就具体表现为一个问题，即老百姓的环境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法律上重视它。

　　戴星翼：我们可以制定出更完善的法律保障，从宪法、环保基本法以及其他相关的各个层面，保障老百姓生活在一个良好环境里的基本权利，包括享受到清洁的水、空气、土壤。同时，还要通过法制的渠道消解由于环境问题造成的社会矛盾。

　　譬如，在立法上明确举证的责任。我国法律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于是污染企业在法律上实际上处于有利地位。比如，一家工厂排放污水把一条河流污染了，要让居民拿出证据，证明这条河流里的污水是这家企业排放的，这一过程是高度专业化的，成本也非常昂贵，一般老百姓甚至政府都可能对此无能为力。曾经有过一个例子，一家排污企业把给它开罚单的当地环保部门告上了法庭。为了证明这几十万的罚款开得有道理，当地环保部门前前后后花费了一千多万元来举证。为了达到惩罚的目的，付出的代价却这样高昂，实在得不偿失。

　　戴星翼：一些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立法上实行的是举证倒置。也就是说爱游戏(ayx)中国官方网站，如果居民起诉这家企业污染了环境，那么这家企业必须证明自己并没有污染，这样，污染企业的行为自然会收敛。更重要的是，谁也不敢在居民的居住地附近办污染企业了，这样还可以推动企业进入园区，促进集中治理，还能有效地推动这些企业转型发展。

　　戴星翼：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机制只是配置资源的一个工具，它只运用在市场里，而不能运用在其他领域，这一点必须要分别对待。况且，市场也不是生活的一切，因此它不能来主导我们的信念和我们民族的追求。如果将市场替代了一切，什么标准都以金钱来衡量，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生态文明的。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复旦大学所在的邯郸路上有个3路有轨电车站，那时候，车站上哪怕只有两个人，也必然是一前一后排着队候车。几十年前，上海的一些居委会，每到星期六，所有的邻居都会出来义务大扫除，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往往追求了不该追求的，却把该追求的丢掉了。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该回归的地方，重塑我们的价值观。

　　戴星翼：是的，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天然的联系，人们往往因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了，就变得对家园冷酷，破坏环境，掠夺大自然的资源。文化生活不一定需要消耗太多的物质资源，但参与其间的人们却可以感到很快乐，很充实。搭戏台、建乐队，民间草根艺术团体、各个高校的文艺社团等等，都可以是我们的文化生活。只要能让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这本身就是环境友好节约型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一天，在我们身边，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我们到处走走都能觉得心旷神怡，到那时候，整个生态文明的建设的成果就会转变为精神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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